女真族在历史上曾经历了多种不同家庭形式的演变，对女真家庭形态的研究，直接关系到对其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总估计。

　　而本文以女真家族的发展演变、类型划分、组织结构和特征等为切入点，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。

　　自汉、魏以来，女真祖先已步入父系社会，但仍保持着母系氏族社会中的婚嫁和家庭习俗。

　　根据民族学的研究，“女和则持归,然后致礼以聘之”,这是氏族社会中的母亲群体婚姻的特征。“妇贞而女淫”是由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过渡。

　　从母系制到父系制的转变，一方面体现在生父对子女的认同上，要求女性在结婚后仍能维持贞节，但是，母系制的长久存在使得女性在婚前不能完全脱离群婚的影响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也反映在夫妻居住地的问题上，男人把妻子娶到自己氏族中。但是，这种变化经过了很长时间，到了勿吉时，仍然保持着“新婚之夜，男方到女方家中”的“上门”传统习俗。

　　《金史》中所记载的女真家庭始祖函普开始的。《金史》卷一《世纪》中关于始祖的记载，出现了部、族、家三种不同的观念。部就是部族。族则指氏族。

　　完颜部的血族报复，是在两个不同的氏族之间进行的，但经济赔偿是以家庭为单位，而非族，家庭是经济组织，而族是社会单位。

　　在始祖们制定的补偿协议中，除了人类作为氏族复仇对象之外，其他例如马、牛、黄金等也都作为资产赔偿给受伤的人口家庭。

　　在当时的自然经济环境中，牛、马、人是构成社会生产的重要因素，其补偿均以“家”为基础。

　　因此，可以认为，在那个时代，家庭是生产、财产的最小的占有和消费的单位，是一个经济的实体。

　　从近代民族学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来看，“家”是“家族公社”，而不能是“核心家庭”。

　　在这个时期，尽管家族公社具有很大的独立性，但是同氏族的社会经济关系仍然存在着许多无法完全独立的关系，这也是早期父系家庭公社的普遍特征。

　　女真在始祖时期处于迁徙和分化的阶段，但仍然保留着民主、平等、财产共有等的总体经济特征。

　　从女性祖先的习俗来看，其经历了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漫长历史发展历程。在始祖的婚姻中，仍然实行聘礼婚制，这表明了女性在社会中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。

　　由于早期父系家庭公社生产力水平较低，因而同态复仇。先祖缔结了条约，解决了争端，但是仍然“诛首乱者一人”，并不将被征召的人变成不自由人。

　　这既表明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，也表明了家庭公社在当时的血缘关系还很稳固。

　　根据先辈们签订的协议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损害进行补偿。在征收补偿品中，包含了家庭生产和消费的主要数据，体现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消费的特征。

　　先祖解决了完颜部的报复，制定了杀伤赔偿公约，获得了部族的信任，赢得了声望和地位，才能成为了部落的领袖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族长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实力来推选的。

　　始祖所生活的年代，和女真族有关文字记载的时代已经十分久远了，除了《金史.世纪》中所说的“家”的形态之外，很少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记录，但是从建国初期的军事会议来看，参加议会的人依然保持着强烈的民主和平等的精神。

　　在经济方面，仍保持着“财则共用，乐则共享”的传统。这说明在国建国以前，父系家庭公社的发展阶段是以民主化总体经济为特点的。

　　在献祖绥可之前，女真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，直到献祖时代，他们“徙居海古水,耕垦树艺,始筑室,有栋宇之制,⋯⋯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”。

　　由不断迁徒到栋宇之制，经历了由渔猎、游牧经济转变为以锄耕、畜牧为主的经济。

　　女真族自黑龙江中、下游迁入松花江后，不但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。而且与高丽、辽朝的先进文化也有了一定的联系，并在外部的影响下，先进的生产方式不断地向女真居住的地区进行扩散和渗透，使氏族社会的封闭发展状况得以突破。

　　《大金国志》卷39《初兴风土》中有记载女真“喜耕种”。锄耕和烧炭冶炼是同步进行的，先进的生产技术已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，在很多地方，农业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行业。

　　女真社会中，畜牧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随着农业的发展，从以水草而居的游牧射猎和放牧逐渐转变为以定居为目的的畜牧业。

　　在《金史》、《高丽史》和《辽史》等文献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女真在建国之前的畜牧业发展情况。

　　女真社会生产的发展，甚至是社会群体的交流与发展，都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家庭经济的格局。

　　在早期的家庭公社时代，整个的生产资料公有和平均分配的经济逐渐被公有、集体所有和私有并存的生产资料、生活资料和分配方式所取代。

　　父系氏族制的建立具有自然的私有性质。私有制的确立经历，是从动产到不动产的私有发展。

　　《金史》卷六十五《始祖以下诸子传》中，曾祖母弟斡带，有家室，有田庄，有禾稼等。同有经济在女真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，这个经济成份一直保留到建国以后。

　　多种经济要素并存是家庭公社经济的二重性的体现，但在当时，私人经济成分尚未占据主要地位，仍处在父权制家庭公社初期。

　　穆宗之前，女真社会已步入父权发展的时期，家族公社经济逐渐从整体经济走向多元化，必然会对家族公社的构成造成一定的冲击。

　　“生女直之俗,生子年长即异居。景祖九子,元配唐括氏生劾者,次世祖,次劾孙,次肃宗,次穆宗。及当异居,景祖曰：‘劾者柔和,可治家务。劾里钵有器量智识,何事不成。劾孙亦柔善人耳’。乃命劾者与世祖同居,劾孙与肃宗同居”。

　　这段话记载为景祖时期有关景祖一家的同居与异居的叙述，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女真族家庭构成及其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参考。

　　女真族的家族公社由三代或三代以上的人口构成。“生子年长即异居”,是指形成了一个核心家庭之后才会发开始异居。景祖九子及其家族成员所构成的家族公社人口相对较多。

　　女真族的家族公社并不是自由的，而是一种世代的分化，在青年一代成年之后与老辈人分化，表现出群体结合的特征。

　　新一代的许多兄弟会形成一个小型的兄弟公社。这种家族公社体现了世代分离到群体组合的原则。

　　女性真身家庭公社的分化较早，具有其自身的特征。在老一辈人还活着的时候，分居就一直不断产生，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风俗。

　　但是，这种分居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家族，就像鄂温克人的“斜仁往”一样，儿子结婚后，就会新建一个“斜仁柱”居住，也就是说，在一个大家庭里，有好几个甚至十多个核心家庭。

　　这样的核心家庭，都是分开生活的，没有自己的独立经济。由于自身经济上的独立性加强，它已成为解体家庭公社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　　家庭公社是一种动态的组织，当人口增加时，一个小型的家庭公社就会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家庭社区。

　　在女真诸部中“属于函普家族一支的,有的成为权贵家族,有的成为按出虎水完颜部的各部长,有的从按出水完颜部分出,徙于他地为部长,他们多组成自己的大家族。这正是‘生子年长即异居’的小家庭继而发展为大家族的过程。”

　　女真家庭公社内部的阶层分化与多元经济特征是一致的。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，小的兄弟公社和核心家族成员难以应对生存的困难，“兄弟虽析,犹相聚种”。

　　这正是兄弟公社和核心家族在家庭公社中的地位。家庭公社的组织特征是多元化的经济特征。

　　总之，从家庭公社的构成上来看，它的分化较早，而兄弟公社的构成也相对较少，而核心家庭的独立性则在逐步增加，这体现了从初期家庭公社到后期家庭公社过渡的特点。

　　早期的父母是由家族社区中最能干的人担任，而非世袭。从虎水完颜部部长的继任制来看，到了穆宗时期，才出现了兄亡弟及的继承制度。

　　在与景祖诸子异居的时候，他是以自己的能力来处理内外之事，可见他的能力还是很重要的。

　　《金史》卷七十《撒改传》中，对撒改“敦厚多智”、“长于用人”的描述，表明撒改能够带领家庭公社的成员从事生产，并能够对家庭公社的经济和生活进行统一的组织。

　　“家居纯俭,好稼箱”,也说明他从事了生产，而不是脱离了生产领域的贵族。在这一时期，父母在经济上的权力仅限于领导，而非完全控制和占有家庭公社经济。

　　在这个时候，女性家长的地位还是很高的。景祖后继能“辑睦宗族”,“政事狱讼皆与决焉”,参与家庭社务中的重要决策。

　　世祖之时，凡兄弟之用兵，必亲于后而后行，并劝惩其胜负,是军事行动的决策人。

　　同时也参加家庭公社的经济生活，“农月,亲课耕耘刘获,远则乘马,近则策杖,勤于事者勉之,晏出早休者训励之”。

　　领导和组织家庭公社的生产有一定的控制权。女真的父母通常都是一夫多妻，在妻子中又分为正室和侧室。从子孙分嫡、庶、庶子不得世袭官职等方面来看，各夫人的身份也是不同的。

　　但是德甲买球，德甲买球他们的子孙能够继承父亲世袭，并且能够继承家族的产业，这就表明，他们侧室的地位并没有降到很低级的地位。

　　实际上，这是由于女性在社会经济上的地位所决定的，它们在社会经济中仍占有一定地位，她们不仅可以“亲课耕耘刘获”而且还可以“领导、组织、指挥农业生产”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女性家长的角色又成为了父权制的补充，它通过女性父母的角色，使家庭公社的生产、生活和所有成员更加高效地组织。景祖妻的“略括女工”、“辑睦宗族”、参与领导生产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。

　　在家庭社会中，非自由人是父亲权力的又一特点。在女真社会中，穆宗曾经有过一种非自由人的思想。

　　就像他的祖先一样，攻打了窝谋罕城，“尽俘获之,以功差分赐诸军”。在那个时代，许多俘虏都是通过领养的方式加入到其它的氏族中。

　　他们在加入了其他氏族之后，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家族成员一样，并不反对自己的主人。这是因为那时的物质基础太差。

　　在人类的意识中，传统的、平等的传统力量也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但是，由于这种投降和俘虏并不属于氏族，因此，在氏族或家族公社中，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他们的关系。

　　家族公社中的经济发展、父权的相对增强，使得氏族社会中出现了领袖与平民分离的趋势，甚至出现了领袖高于部下的现象。

　　“乌春以跋黑居肘腋为变,信之,由是颇贰于世祖,而虐用其部人。部人诉于世祖,世祖使人让之日:‘吾父信任汝,以汝为部长。今人告故有实状,杀无罪人,听讼不平,自今不得复尔为也。”

　　家庭公社原来民主平等的成员关系，逐渐转变为主宰与被主宰、支配与被支配的变化。这是由于家庭公社中各种经济要素的差异所造成的。

　　但是，由于私人经济成分的薄弱，使得核心家族并没有脱离家庭公社的经济力量。因此，尽管女真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、阶层分裂，却没有形成父母特权和经济上的独立性。

　　同时，他们的优待也会遭到社会的。长久以来，这种特权思想和不平等行为，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。

　　一种是拥有平等地位生产者之间互助、合作和民主的关系，二是阶级社会不平等和父权代替民主的关系。

　　在此期间，父权、不平等、压迫等观念与行为开始在社会中产生，并且呈现出勃勃生机，但是由于经济联系甚至习惯力量的制约，它仅仅是一种新的高级生产关系的雏形，并未在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。

　　在女真社会中，由于战争而被剥夺的非自由人数量增加，同时也产生了债务奴隶，改变了家庭公社的相互联系，从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。

　　穆宗之后，女真一统，灭辽，灭宋，占据了中国一半的地盘，成为中原的霸主。受辽宋两代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，逐步转变为中原地区的经济、文化、生活方式。

　　在未迁居中原之前，女真们所占之地，地域辽阔，人口稀少，其土地按实际的耕种能力而定。

　　建国以后，国家成为土地的最高拥有者，按照国家的法律，把土地分给每个家庭。这种分配方法是根据建国以前的实际耕地面积来确定的。

　　家庭公社间的共同耕作。到了中原，农村的家庭公社规模越来越小，但生产力却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。

　　“其金人,北军一家,莳地不下数顷,即无税赋。春则借农以种,夏则借人以耘,秋则借人以收。”

　　很明显，这是农民和公社在农忙季节里的合作。这些临时的农事，主要是在猛安谋克家迁移到中原的时候进行的。

　　《金史》卷46《食货志》大定二十六年德甲买球，世宗对大臣说：“猛安谋克人中,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,与汉人错居,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,农作时令助相济。”

　　其中,“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,农作时令相助济”,即是各大家庭公社的合作组织。

　　共同耕作在一个家庭社区中。妇女们的土地是以家族公社为单位进行的，因为私人经济的发展，核心家庭的经济独立性得到了加强，他们在家族公社中的土地上进行了统一的管理和耕种，“兄弟虽然分离，德甲买球但仍能聚种”。这也是金世宗过去的主要农耕方法。

　　私有共耕。建国以前，女真族家族公社中就有私人经济。金初随掠夺经济的发展，私人资本日益壮大。

　　自天会年间，女真人陆续迁入华北，由于所赐之地之狭窄，兄弟姊妹无法聚在一起居住，遂四散而去。

　　“大定二十二年,以山东屯田户邻之边鄙,命聚之一处,律协力蚕种。右承相乌古论元忠日:‘彼方之人,以所得之地为家,虽兄弟不同处,故贫者众,。参政粘割斡特刺日:旧时兄弟虽析,犹相聚种。今则不然,宜令约束之。”

　　“虽兄弟不同处”和之前的“兄弟虽析,犹相聚种”明显不同，“俾协力蚕种”是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的。

　　女真族的共同耕作关系的广泛存在，说明个体经济仍然十分薄弱，从不同的农作组合中，可以看到各个经济成分的差异。

　　第一种是集体耕作，是一种类似于氏族村社的合作关系，是一种早期的农业合作形式。第二种类型的共同耕作，具有较早的家族公社的集体经济特征，但是私人成分的增加。

　　至于第三种共同耕种，则是以私人经济成分为主，不仅耕种的面积减少了，而且与耕种的最初的合作精神也不一样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家庭公社就走到了尽头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由于中原地区的封建制，女性真是一个统治阶层，她们脱离了生产劳动，坐收地租，变成了封建的地主，最后导致了家庭公社的解体。

　　在建国之前的女真社会里，家族公社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独立性，但是在氏族的社会生活中，仍然存在着很多的关系。

　　在太祖二年，建立了猛安谋克的领主制度，代替了以前与氏族的关系。尤其是在辽、宋地区被征服之后，女性真身持续迁移到中原地区，使原有的血缘关系被打破。

　　早期移民大多集中在辽地，这些迁徙虽然没有打破家庭公社聚居特点，但却打破了氏族的传统，以前的氏族和家族的血缘关系，都被地域特点的猛安谋克所代替。

　　早年迁居辽地，还有不少亲属关系，一方面受经济发展的限制，另一方面，由于辽地地域辽阔德甲买球，人口稀少，他们仍然采取群居的方式，保持着自己的族规，这与后来迁入宋国是不同的。

　　金灭宋之后，天会、贞元三次大迁移，中原地区的地域分布极为广阔，这一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。同时也缩小了女真家族公社的范围，拆散了较近的亲属关系。

　　“遂更定以诏天下,复命新授者并令就封,其谋克人内有六品以下职及诸局承应人,皆为之迁。三从以上族人愿从行者,猛安不得过十户,谋克不得过六户。”

　　选择最亲近的人和第三人的亲属，不但排除了血缘关系，还割裂了家族公社中的普通亲戚，这种家族公社主要是由父亲和他的嫡系后代构成。

　　金世宗晚期，孟安谋克家族多“以所得之地为家,虽兄弟不同处”,但家族公社的组织瓦解，以家族为中心，形成了独立的社会。

　　自太祖以后，女真社会的领袖之争一直在进行，造成了氏族制度的瓦解，等级因素的增加，穆宗时期的女真诸部被统一，从而实现了父权制的转变。

　　在这一转型中，战争发挥着关键的作用，特别是私人所有权的扩张，以及战俘和债奴的供给。胜利的部族，在这场战争中，有几个军事领袖变成了一个强大而富有的阶级，他们把战败者变成了奴隶。

　　由于贫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，债奴的数量也越来越多，比如康宗七年，“民间多通负,卖妻子不能偿。”

　　建国后，在与辽、宋的战争中，大量的人口被掠夺，奴隶迅速增加，成为女真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，大部分女真人也演变成为了奴隶主阶级，至此进入了后期的父权制家庭公社发展阶段。

　　随着父权制度建立后，女性社会地位也随之下滑。就女性父母而言，尽管仍保持着“尊”的身份，但与“祖代”女性在经济、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角色的女性父母却已基本淡出了社会、政治生活。普通的女性地位更加低下，

　　《语》中的《燕人尘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故事,宋女非奉赐不得为次妇,所生子为奴。”

　　昭祖时掠妇人为妾，地位虽不及正室，却也没有被奴役的迹象。而且，这些女人的孩子，不但不能世袭官职，也不能继承家业，她们都被处于奴役位置。

　　核心家庭因其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而产生的较早，但尚未形成独立的单元。到了金世宗时期，才有了真正的父子兄弟既不同居，也不共同耕种的核心家庭。

　　汉族与女真族因其历史背景不同，其制定的法律制度也不尽相同。女真人的祖父母，父母在日，分给他们的子孙后代。

　　汉人不能拥有外籍，是受唐律的影响，而女真人，则因为她们的生活习惯，对外嫁的风俗也有保留。

　　到了金代末期，孟氏势力瓦解，相当于郡县，家族开始大规模迁移，很多家族“枝分派别”，相当于封建时代的编户、族人。

　　联立家族中第一个联立家族是昭祖时期与浊水氏勾结的女人为妾，当时的妻子虽然有妻妾，但并没有明显的男权压制现象。

　　若景祖疑将黑发为谋，赐其为家主，而不用其典军，但不能受封。到了后期，父亲式的家庭公社，更是充满了父权和等级压制的味道。

　　“金国新制,大抵依仿中朝法律,至皇统三年颁行新法,有创立者,率皆自便。如殴妻至死,非用器刃者,不加刑。以其侧室多,恐正室妒忌。汉儿莫不唾骂,以为古无此法,曾藏获不若也。”

　　人身安全毫无保障，不但是一种极端的父权表现，也是奴隶制家庭社会的普遍特点。

　　“巨下亦娶数妻,多少视品官,以先后聘为序。”到海陵时,“命庶官许求次室二人,百姓亦许置妾。”

　　在金朝晚期，掠夺婚急剧下降，但是，从旁室到非正式婚姻，掠夺婚的地位却是不一样的，这与封建社会的妾室地位是一样的。

　　女真家族的嫡子继承制度是直系家族。不过，从穆宗的继承制度来看，穆宗时，他的兄长制度才是真正的嫡系。

　　金朝的时候，兄弟们互相退让的事情屡见不鲜，太子的继承权是在煦宗时代才确定的，所以女真的嫡系继承人的继承权，应该比现在更早。女真社会中，因女真族族父子兄弟分居的习俗，真系氏族在女真社会的统治地位不高。

　　累世同居共财的伸展家庭汉族自汉、唐以来，世家大族都是世代同居的父系家庭制度，采取了大宅或同姓居住的方式。

　　《大金国志》卷三十五《杂色仪制》：“三代同居孝义之家,委属申覆朝庭,族表门间。”

　　汉、唐时期实行大宗制度，以五代为参照，宋朝虽然实行小宗制度，但家族分为四代，而金朝则是三代，与汉、唐不同，同居的范围比宋代要小。

　　家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动态有机体。女真家庭的出现，经过了对偶家庭、父系家庭公社、核心家庭等几个不同的发展时期。

　　从父权家庭公社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：民主型家庭公社、早期父权家庭公社、晚期父权家庭公社。谈女真普遍存在着一个大家族或一个宗族，但都无法准确地掌握其社会发展的轨迹，更难以对其社会性质有深刻的认识。

　　在对女真家族的发展进行分析时，应正确区分金朝与女真族的社会属性差异，以及女真族的阶级和家族成员间的相互关系。

　　金政权在建国之初，是一个具有奴隶制特征的国家。从熙宗朝到封建制度的转变，到了世宗时期，女真的奴隶制度才逐渐瓦解。在女性真家族社会中，仍保留着家族制度的残余，并按照自身的发展轨迹，逐渐地完成了解体。

　　外部环境和社会因素仅仅促进了家庭公社的瓦解，随着它的瓦解，女性真家族的社会公社也随之瓦解。

　　尽管女真家族是随着自身的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的，但是她们的社会身份、所处的环境却不可避免地对她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　　尤其是在与辽宋的战争中，掠夺了大批的财产，使奴隶经济得以较快地发展。这一制度促进了女真私有制的发展，在妇女的生产力水平尚不高的情况下，在私人财产上为女真家族公社的瓦解提供了条件。

　　在封建生产关系高度发达的情况下，到了金朝，女性的家族公社就开始瓦解，并且越来越贫穷。

　　此后，金朝的统治者虽然为了解决贫穷问题，经常劫掠汉族的土地送给女真人，但都是徒劳无功。

　　有金一代，女性的贫穷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，因为外部环境的原因，导致了家庭公社的早期瓦解，而女性的生产力还不够高同时也失去了赖以立国的统治基础。金朝的统治者用尽了一切手段，始终没能解决这个社会问题，最终国势日盛，最终被灭族。